为了实现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补偿利益相关者都应发挥各自的作用

法经济学是近年来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的理论内容非常丰富,研究范式十分新颖,其关注的焦点不只是社会资源配置系统的法律制度,而且更多地关注于法律背后的经济逻辑。下面主要介绍法经济学的四个定理。

第一,斯密定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他划时代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提出市场交换的基本法则,即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于产品(服务)的需求不断膨胀;

此时市场继续扩张,当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就会出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者需求,随着市场的自发调节,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高,此时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达到最优状态,这也就是斯密定理,该定理被看做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霍布斯定理。规范的霍布斯定理是指在不受法律约束的谈判中,出现威胁的可能性及威胁的严重程度会大大超过在法律框架约束中的谈判,随着威胁的频繁出现,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减少。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合作意识普遍提高,为消除合作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就需要进行组织和谈判;

一般来说,各方的权利越明确,谈判者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相反,权利越模糊,其合作的可能就越小。为了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就需要组建一个能承认和履行双方产权的政府,这样就能有效地对各方进行约束,从而使双方的利益进一步改善。

第三,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有两个,科斯第一定理是指倘若交易费用为零,无论初始的产权如何界定,都不会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果。科斯第二定理则指,当交易费用不为零时,帕累托效率不会实现。

科斯定理说明,与相对缺乏效率的法律制度相比,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更有利于交易费用的节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或降低达成私人谈判协定的障碍,有效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该定理被看做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第四,波斯纳定理。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提出了波斯纳定理。其基本含义是指如果由于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了交易行为,则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他们的人。该定理的对偶形式表述为:“在法律上,事故责任应归咎于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而没有这样做的人。”

该定理被看做是科斯定理的进一步延伸与推广。从实质来看,波斯纳定理要求在契约安排中尽可能遵循“相对优势原理”,从而体现最优的权利安排。

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构建煤炭开采对水资源影响和破坏的补偿机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政府作为煤炭开采对水资源影响和破坏进行补偿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其作用不可忽视。然而,对于水资源实施补偿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还需要发挥处于一定经济环境中的居民的积极作用。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煤炭开采对水资源的补偿,利益相关者都应当发挥各自的作用,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甚至做出应有的牺牲。与此同时,政府应该采取薪酬激励等措施,大力号召个人、家庭、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对生态建设进行投资。

其次,政府向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征费(受益费)可以激励私人在生态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正外部性。此费用用于补偿和平衡生态产品(服务)的提供者的私人收益。再次,为了鼓励私人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行为,政府所征收受益者的收入应用于补偿对生态环境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私人利益。

这种收费可以作为政府生态补偿基金的来源,其运用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受益者与受损者通常是通过技术化监测有机联系在一起。

最后,为了消除或降低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效应,尽可能减少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政府应该在严格监管之下,采取征收生态补偿税费等方式,以获取足够的储备资金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修复和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煤炭开采对水资源影响和破坏的补偿保证金制度和补偿基金制度都是非常必要的。

环境公平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的“沃伦抗议”。该事件引起了人们对于社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1990年,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设立了环境公平工作组。此后,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国家在全球多次发起了“环境正义”的运动。

而中国也能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与现实,从社会正义与环境保护的视角对环境正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从实质看,这些国家都强调人们对环境资源的公平使用。环境资源的不公平使用催生了环境正义。环境资源的不公平主要表现为:资源环境破坏与责任承担的不平衡;地理区位上的不平衡以及成本分担的不平衡等方面。

特别强调的是,资源环境的破坏主要由自然、生产及消费多种因素引起。其中,生产原因是主要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污染性排泄物,这些垃圾及废弃物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资源环境破坏与责任承担的不均衡。

具体表现为,作为资源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仅仅承担了较少的保护与修复责任。事实证明,许多国家的环境损害与环境责任是极不匹配的。国际上为数不少的发达国家假借投资之名,将污染型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的“生态殖民”。

据统计资料分析,发展中国家每天大约有2.5万人死于各种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疾病,当然,中国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先污染”这个罪责,并且要通过生态补偿这一方式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保护投资。

特别是在国别利益及地方保护的驱动下,污染破坏环境是一定会发生的,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恶化,从而形成了环境恶化的推进机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老板赚钱、群众受害、政府买单”非常普遍。

这一现象就是对许多煤炭企业为了谋取更多地利润而疯狂采煤,甚至暗中偷偷排污造成恶劣生态环境问题的环境治理困境的真实反映。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超过2亿的农村人口,其生活用水中有害物质的含量大大超标,而且呈现出不断增加的势头。

在这些人群中,饮用高含氟水的人数高达七千万,其他人的饮用水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饮用含氟量大于2mg/l的人口数占患病区总人数的40%,此外,还有200万人受到饮用水砷污染的影响。环境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人们对于自然资源拥有不同利益的诉求。这些不同利益的诉求常常会相互冲突。

而要进一步矫正不同主体的失衡利益,实现多元利益的共生与共进,我们就必须关注。只有对他们进行利益保护,公平与正义才能得到真正体现。

煤炭资源开采与水资源环境保护存在利益冲突,而这种现实的冲突体现了对水资源利用中的正义问题,具体表现为,煤炭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并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相反,对于那些损失了财产权利的受害者却没有达到相应的补偿,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究其原因,煤炭资源的开发与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出现了权利与责任的分配不正义,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法律法规缺乏制度正义。

为了有效解决煤炭开采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失衡,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明确煤炭开采与水资源保护中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的的权、责、利,在此基础上建立“以煤补水”的生态补偿制度,确保制度的正义性。

煤炭开采过程中存在着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即煤炭开采过程中对矿区以及周围地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这一破坏包括:水资源环境的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地污染、噪音污染、地表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采矿区地表塌陷,水资源再生能力破坏等。

因此,为了使煤炭开采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得到平衡,构建了以煤炭补水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说,煤炭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是对效率、公平与正义之间的某种契合和妥协,其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然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找到一个将公平、正义与效率统一起来的对象或者价值判断的标准,建立一个将公平、正义与效率统一起来的分析框架,并能够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和分析,在提供效率的同时寻求动态的改进,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正义,最终能够实现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内在逻辑平衡和动态平衡。

从环境正义的视角来看,煤炭开采中资源环境破坏与责任承担的平衡的实现必须消除以下的不平衡:首先,每一个国家(地区)、每一家煤炭开采企业都有肩负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不要将保护生态环境与治理环境污染的责任留给别国(地区)或其他相关利益者。其次,努力实现环境资源分配上的公平。

既然煤炭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和需要,而采煤却又存在着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这两种不同利益之间平衡的实现,需要构建起煤炭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制度。最后,实现环境责任与收益的平衡,在环境保护方面实现责、权、利的统一。

面对采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引起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它秉承“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可以有效实现环境正义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资源公平分配,可以有效消除环境资源破坏与责任承担的不平衡;

同时可以有效协调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利益诉求;从而确认、保护、限制和救济不同层次的利益需求,促进多元利益的辅助和共生的出现。

总之,坚持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建立煤矿区“以煤补水”的生态补偿机制,努力实现煤矿资源开发的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利益相协调,同时要求污染、破坏环境的责任应与保护环境的义务相适应,以此来规定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及其履行,使矿产资源的开采者、利用者(受益者)对矿区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破坏的恢复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以实现煤矿区的可持续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